我叫王素芬，今年六十二岁，来自河北邢台，曾在县里的棉纺厂工作了二十六年。在那里我经历了三班倒的辛劳，耳边常伴着机器的轰鸣，导致我患上了静脉曲张，膝盖和耳朵也常常不适。厂子于二〇〇三年改制，我在四十一岁时选择买断工龄，得到了一万八千元赔偿。随后的几年间，我做过多种工作，包括在菜市场看摊、打扫小区和洗饭店的碗，最后在五十岁时办理了退休手续。

我最初的退休金为一千九百多元，经过十二年的调整，涨到了四千二，但每月到账后我只是一瞥便删掉手机信息。我的丈夫在二〇一九年因癌症去世，这让我负担加重。他临终时让我代为保管房子，而留给我四万块钱则是厂里的补偿和亲戚们的白事礼金。

我的儿子小勇，1988年出生，现在在邢台市的一家装修公司工作。二〇二一年，他购买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需要的首付款中，我给了他二十六万，涵盖了我多年的积蓄和向妹妹借的钱。在办理贷款时，他向我请求用退休金先帮他偿还，承诺未来会还给我。 球友会

自那时起，我将工资卡全权交给了他，每月四千二的退休金全部转给他，留给我自己只有三百块零用。为了补贴生活，我开始捡废品和做针线活，收入不高却也能勉强维持生计。饮食方面则简单至极，早上粥和咸菜，午饭几根青菜面条，晚餐吃中午的剩菜。尽管我努力节省，却发现自己的付出都化为了儿子房子的一部分，却没有属于我的一张椅子。

小勇和儿媳李娜每月都会带着孙子豆豆来家中探望，我曾试着提出去市里和他们同住，但被告知房子太小。这让我意识到，作为母亲的情感偏见在无形中影响了我自己的人生选择。

在今年三月的一天夜里，我因胆结石发作疼痛不已，最终不得不去医院检查。医生告知我需要住院和手术，但八千元的押金让我感到无助。我只好求助小勇，但他似乎也面临困境，建议我先自己垫付押金，我听到他和李娜在旁谈论费用时心里十分失落。经过一番思考，我才明白掌控金钱的并不是我，事实让我在六十二岁的年纪才领悟到这残酷的现实。 球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