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国安局任职三十年，刚刚办理完退休手续。我们家对他的职业始终保持着一种默契的沉默。小时候填写学校资料时，父亲的职业一栏我总是填上“机关后勤”。每天，他按时出门和回家，穿着略显褪色的夹克，骑着一辆铃声不响但到处嗡嗡作响的飞鸽自行车。根据他的规则，我和妈妈无论何时都不能多问他的工作，即便他身上带有熬夜的烟味或泥腥味，也只是在洗完手后专注地盛汤，问我学习上的情况。

昨晚，秋天以来的大雨突如其来，外面的法国梧桐在风中摇曳。我母亲去我姐姐家带孙子，只剩我和父亲在家。他在厨房里炒了花生米，切了一段猪头肉，偶尔从酒柜拿出一瓶放久了的洋河大曲。几杯酒下肚，昏黄灯光下，父亲的眼神显得有些迷离。他突然问我：“一个人真心恐惧时，能干出多荒唐的事？”

我一时愣住。他夹起花生米，缓缓咀嚼，神情专注，声调低沉，似乎在自言自语：“三十年，我抓的人多得数不胜数，有贪婪的、被色欲迷惑的，还有一些自以为是想要出国的人。但是二十年前那起案子，我至今闭上眼还能闻到那屋里的霉味。那不是个大案，连代号都没有，但却是我让人感觉最怪、心里最堵的一件事。” 球友会

那时是2003年深秋，非典刚刚过去，人们的心情尚未平静。父亲当时是市局侦察二队的中队长，接到了一条来自上面的协查线索。境外某情报机构在省城设立的“文化交流咨询公司”被盯上，截获的信件和资金流水中，出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名字：周德全。周德全当时四十五岁，在一家陷入困境的第三印染厂当机修工。这个人初中文化，性格内向，随和，算得上是个老好人，平时听任别人摆布。按常理，他根本不应该有资格被策反，印染厂虽然有军工染料的过去，但早已不再涉密。

然而，境外的一个账户在短短半年里却分三次给了周德全六万块钱。他递送情报的方式也十分奇怪，每周二清晨五点，不等天亮，就骑车到老城区的护城河边，在岸边的石桥墩第三个缝隙里塞入一个用塑料包裹的硬皮笔记本，而取走的则是一个旧铁盒。为了弄清楚周德全所送的内容，技术部门冒着风险在一个周二清晨，提前对桥墩里的笔记本进行了秘密提取和复刻。

拿到复印件的那天下午，专案组的骨干们都愣在会议室。那本深蓝色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用圆珠笔工整的字迹，没有密码、没有任何隐蔽的手段。内容却荒诞得令人毛骨悚然：“10月12日，阴，省道302往东，下午两点十七分，有三辆拉煤车经过，车牌不清晰，第三辆后轮有点瘪。”等等，甚至详细记录了邻居的鸡下蛋情况。这整本笔记就如同一个中年人的流水账，毫无逻辑可言。 球友会

技术科的人员通宵达旦将这些信息输入破译机，试图找到任何规律，结果却是一片虚无。这似乎是一个被生活压迫的普通人记录的胡言乱语。更离奇的是，境外的情报机关竟将这些笔记本视为宝物，每次取走后留下的只有一两行冷静专业的指令：“观察角度很好，继续记录302省道及周边物资流动情况。保持静默，不要惊动任何人。”

我父亲自嘲地笑了笑，对我说：“我们这一行最怕的不是对手狠，而是他们不按常理出牌。那时专案组的人都困在了迷局中，大家以为周德全身后一定有个高明的间谍专家在指导他，或者他自己就是个伪装得极好的间谍高手。他用最荒唐的信息，把我们和外部机构都耍得团团转。”

监视持续进行，随着冬天的临近，紧张的气氛加剧。直到十二月初的一个星期二，周德全没有如期送笔记本。原因是前一晚，省城下了一场罕见的冻雨，他女儿小婷心脏病突发，周德全为了送女儿去医院，才发生了车祸。 球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