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李维汉向毛泽东提及烈士夏明翰的家庭近况，特别是他唯一的女儿夏芸面临因贫困无法支付学费而失去教育机会的困境。自从夏明翰牺牲后，留给家庭的只有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生活异常艰辛。夏明翰与郑家钧于1926年结婚，尽管他们的婚礼简单，友人的祝福中流露出深厚的感情，这对夫妻在那个动荡年代相互依靠，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

1927年时，国民党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夏明翰的兄弟姐妹在革命斗争中相继牺牲，郑家钧对丈夫的安全愈加担忧。一次，夏明翰伪装外出，郑家钧反复叮嘱让他小心，夏明翰则安慰道“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同年，他们的女儿出生，夏明翰为她取名“赤云”，后改为夏芸。父亲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郑家钧肩负着养活女儿的重任。

1928年春，夏明翰前往武汉工作，郑家钧陪他送行，却未料这次分别成为永别。3月20日，夏明翰在武汉英勇牺牲，年仅28岁，留下了那句广为人知的遗言。夏芸还小，无法理解父亲为何不会回来了。郑家钧没有再婚，带着女儿在各地辛苦生活，曾为谋生来到上海，但日子一直十分拮据。尽管地方党组织曾给予帮助，郑家钧却坚持拒绝，不愿意成为他人负担。 球友会

后来，李维汉了解到她们的困境后，将情况告知毛泽东。毛泽东曾与夏明翰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得知夏芸面临的困难后，直接批复：“北京农大可收。”这简短的批示使夏芸得以重新回到校园，接受教育，对于她来说，这一机会意味着人生的重大转折。

不久后，她递交了入党申请，渴望追随父亲的足迹成为党员，但因之前的团体经历未能获得批准。尽管未能如愿，夏芸没有放弃，而是专注于学习与工作。毕业后，她在江西革命老区实习，并遇到了南下干部张景禄，随之调动工作，但生活仍然充满波折。因为张景禄的错误遭遇，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她一直未能实现入党愿望。

1978年，随着党的历史问题得到纠正，张景禄的冤案终于平反，工作逐步恢复。此时的夏芸已过半百，但她还是重新递交了入党申请。1982年，她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烈士的女儿，她很少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在退休时，虽然学校师资紧缺，她义务在讲台上教书四年，没有领取报酬，圆满完成了自己的教书育人之路。 球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