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船通行量显著下降，部分日期甚至减少到个位数，显示出与之前每日14至15艘的平均水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部分船只关闭了船舶识别系统，但并不意味着实际通行的船只数量会这么少。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莫森·雷扎伊透露，伊朗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宣布新的航行限制。与此同时，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接近每桶100美元。伊朗也正在与阿曼协商，计划开辟一条新航道以避开美军的干预。表面上，这似乎是影响石油市场的地缘事件，实际上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对抗耐力测试的开始——美伊双方都不再追求快速解决，转而较量谁的社会更具承受力。

这一转折点是许多国内分析师未能准确捕捉到的。我认为，从今年2月底至今的美伊对抗，其胜负并不在于战场，而在于双方社会的承受力。美国预计伊朗将无法忍受高通胀和货币贬值，而伊朗则寄希望于美国选民无法承受高油价和中东的复杂局势。两者都在押注对方的失利，但对彼此的理解存在很大误差。

伊朗货币里亚尔在自由市场一度贬值至203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如果损失进一步加大，德黑兰的统治者可能会失去支撑。而德黑兰预测油价攀升至100美元时，白宫会放宽制裁，这都是错误的判断。正因如此，我深感，比美国对伊朗的误判更为危险的，正是我们中国人对伊朗问题实质的模糊理解——美国的错误源于其战略惯性，难以改变；而如果我们继续依赖美国的叙事来分析德黑兰，我们在未来遭遇围堵时，将难以寻找自己的立足点。 球友会

美国的误判主要体现在其策略的粗糙上。特朗普在5月访问中国后，虽曾表示将对“茶壶炼油厂”放松制裁，但随即又延续了制裁政策，财政部长贝森特则重申无人能避开美国制裁。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是基于“疼痛够了就会屈服”的经济理论，而这一理论在伊朗身上并不适用。自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以及2018年特朗普撕毁伊核协议后，伊朗一直没有屈服。即便面对美以的军事打击，伊朗也坚持立场。这是因为，对德黑兰的决策者来说，忍受经济损失是一种选择，而屈从于美国则是生存问题，两者之间的性质截然不同。

再来谈谈我们中国人容易误解的地方。这几个月里不少评论将伊朗的内部问题视为其困境的根源：有人认为伊朗的政教合一体制应该崩塌，有人批评伊朗的腐败与精英出逃，还有部分人认为伊朗与中国的关系可有可无。这些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都错把主要矛盾归结为次要矛盾，忽视了外部围堵的严重性。我要重申：比起美国的误判，我们对伊朗本质问题的肤浅理解才更危险。

为何如此？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是否致命，往往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否给予其调整的空间。伊朗的高通胀并非源于自身不当的货币政策，而是由于美元结算渠道的断裂和石油出口大幅下降。上层子女向西方的流动，以及中产对头巾的诉求，均是被外部压迫与经济环境催生的现象。这些矛盾都是表象，而非根因。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在追求自主现代化的过程中避免内外困境？答案是，无法完全规避。 球友会

对于任何不愿将油价、金融权和货币主权交给华盛顿的中等强国来说，都必须面对军工优先、政府集权带来的社会压制及资本外逃等问题。这并非伊朗特有，而是所有追求独立国家发展的必要代价。关键在于，谁能将成本控制在人们可承受的范围内，谁就能持续稳定下去；而不能的则可能遭受推翻。

伊朗如果在2026年依然屹立不倒，说明其应对挑战的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合格的标准。从1979年来看，伊朗在西方势力的威胁下，四十七年来始终未被解体，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伊朗不仅仍然存在，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国际油运的重要通道。因此，任何对该区域的干预都必然与伊朗的抗争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