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贵州土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面临的不再是明确的战略规划，而是刚经历湘江惨烈战斗的红军。中央红军的兵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降至三万余人，身后还有国民党军的追击。土城战斗寄予厚望，红军计划从赤水河一带向北进军，试图渡过长江与川西的部队会合，但在战斗中发现敌军比预期强大。经过长达一天一夜的战斗，红军未能迅速打开缺口，川军增援不断，形成合围的风险。周恩来随后回忆，这场战斗迫使原定计划重新考虑。

毛泽东对战略计划的灵活性给予高度重视。1935年1月29日，红军在土城附近首次渡过赤水河，向川南转移，意味着北渡长江的计划暂时搁置。这个过程中，红军不仅在迷惑敌人，还不断调整自身应对策略。假如继续坚持原有判断，将可能导致僵化。针对敌情的变化，红军灵活调整作战方案，将生存置于战略之上。

国民党军察觉红军意图在川滇边界建立根据地，便将部队派往扎西一带，但红军并未在那里停留。到2月中旬，红军又返回黔北，进行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向桐梓、娄山关发起进攻，在2月末重新占领遵义。娄山关的胜利极大提升了部队士气，官兵们对能否摆脱追兵有了新的信心，指挥层对外解释：“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回来。” 球友会

蒋介石随即加强调度，试图分析红军接下来的行动。红军在遵义附近制造出准备决战的假象，诱使敌军向黔北集结。到了1935年3月中旬，红军在茅台地区再次渡过赤水，再次转向川南，继续让敌人相信其北渡长江的意图。随着红军部分兵力在川南活动，给敌军留下主力尚在的假象。到3月下旬，红军突然第四次渡过赤水，再次回到黔北。这一连串变化不是孤立行动，而是一系列灵活的战术调动，红军每次调整都让敌军陷入错误的判断。

真正高明之处不在于单纯的“调动敌人”，而在于红军始终保持隐藏真实目标的能力。返回黔北后，红军推进贵阳，蒋介石因担心突袭而急调滇军增援，反而使红军得以迅速向云南进发。到1935年4月，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原本似乎四面合围的局势因此被突破。

标题中提到的“欺骗所有人”，不仅包括敌军，也指红军自我目标的不断修正。渡长江、建根据地、回黔北、转川南等方案虽曾被提出，但没有一个成为绝对指令。四渡赤水最危险的时刻，不在于冲锋，而在于面对放弃已走一半路程的艰难决策。在兵力、装备和补给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红军将每一次判断视为暂时方案。 球友会

毛泽东后期谈及四渡赤水，强调的正是灵活机动。这包括佯动、隐蔽和误导，但并不能简单视为几招华丽策略。背后支持这些行动的，是侦察、行军、通信和部队执行力，以及指挥者敢于修正前一判断的果断。因此，四渡赤水的“可怕”在于红军始终未将自己固定在某一目标上。敌军根据老判断调动兵力，而红军则根据新情况调整方向，追击敌军的是一个不断改变的影子，红军真正需争取的，是在渡过金沙江前那极为珍贵的时间。